在俄罗斯、泰国、土耳其和埃及，这样的一个问题的部分根源似乎在于：相对富足、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城市精英阶层发现了自己在选票数量上敌不过国内其他群体，因此心理上产生了落差——当然就俄罗斯的情况而言，里面还存在某些特定的程度的选举操纵。一旦登上权力宝座，在心底信奉威权主义的民选民粹主义领导人——比如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或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能够一面践踏城市中产阶级所珍视的各种自由，一面到小城镇或乡村去争取“真正”国民的支持。

  这种行为颠覆了西方的一种普遍假定，即选举权是其他各种自由的根基。实际上，西方自身的历史表明，选举权可能是民众最后赢得的自由，而不是最先赢得的自由。

  但直到1928年时，年满21岁的男女公民才全部获得了选举权。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人们一致认为，公民只有拥有某些特定的程度的财产、具备某些特定的程度的教育背景，才能享有选举权。1867年英国扩大选举权适合使用的范围时，一名保守党人士主张，学校改革必须成为目前的当务之急，他心情沉重地说道，“我们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主人”。

  如今，这样的想法在西方已经过时、站不住脚了。但它可能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新兴中产阶级当中引起共鸣。

  埃及自由派人士可能会有同感，他们正在忍受大众民主带来的种种后果。在埃及，约有40%的选民不识字。考虑到寺和宗教电视频道的影响，埃及穷人很有可能会继续投票支持主义政党——如果给予他们投票权的话。

  然而，尽管埃及的情况表明，民主有时能够破坏其他令人珍视的自由，但开罗发生的事件也表明，实现“自由的政变”是不可能的。一旦你推翻了一个民选政府，你就已然干上了“压迫”的勾当。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实施审查、围捕政治对手，而且往往还意味着向街头抗议民众开枪。民主和自由不是一回事。但推翻民主却往往会导致同样的、悲哀的结局。